西汉末年，张禹被举荐担任太子（后来的汉成帝）的老师，讲授《论语》。由于当时的版本篇章与解说各异，张禹以自己本来师承研读的《鲁论语》为基础，兼采《齐论语》，择善而从，形成了统一的版本《张侯论》。这个本子为世人所重。东汉著名的学者郑玄就是以《张侯论》为底本，参考《齐论语》、《古论语》，为之作注。到魏何晏撰成《论语集解》，《论语》的版本基本定型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样子。
到了唐代，《论语》和《周易》《尚书》等诸多经典一道，在开成二年（公元837年）被刊刻在巨大的青石之上，这就是著名的《开成石经》。它们立于长安城的国子监内，成为当时知识分子必读书，同时也是读经者抄录校对的标准版本。
宋代以后，有关《论语》的注释本中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是不能不提到的。虽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，朱熹的《四书集注》与后出的研究型著作相比，有不够严谨之处，但它在儒家传统文化中的深远影响和科举历史上的主流地位，却是无法忽视的。
清代刘宝楠所撰的《论语正义》，注释详备，并充分吸收了清代考据学的成果，是现代以前学术界公认最好的《论语》注本。今人研究《论语》，它仍然是必备的参考书之一。刘宝楠家学渊源深厚，曾主讲广陵书院。有趣的是，刘宝楠最初的治学兴趣是在《诗经》和《周礼》之上。后来他和其他几位当时的知名学者相约，每人各自专治一经，结果他打开自己抽选的题目一看，却是《论语》。
《论语集释》是中华书局“新编诸子集成”中的一种，撰者程树德。本书博采古今，引用书目达680种，全书140万言，为《论语》研究者提供了自汉到清的详尽资料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该书于抗日战争时期、作者困病之中撰成，难能可贵，称得上是一部“忧患之书”。
《论语译注》，杨伯峻著，全篇今注今译，注释简明，详略得当，译文平实，是一个颇便阅读的《论语》普及读本。（徐雪冬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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